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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法律以外，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如：《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河道管理条例》、《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和《防汛条例》等。

在本质是说中国宪法是一部充满了现代性进取精神、高扬物质文明的宪法。作为一种实质规范性的立场，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提炼具体的实践前提与规则才能回答。

他明确指出这是沿袭了洛克的二元民主立宪理论。[19]由此，君王获得了天道赋予的正当性，君王独断操纵权力、并通过驾驭人臣实施律法传递这种权力也就有了政治道德上的证成。任何一个国家机构都不能直接行使主权，且彼此地位平等，宪法只是规定了抽象的人民作为主权者，但没有规定一个具体的主权代表者。[2] 这个概念的文本依据最初来自于195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中第三十六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三）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些条款充分说明了肯定个体对财富的追求，国家通过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发展经济都具有了充分的道德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取得了宪法正义性的地位。

余论宪法实施应该是一种公共理性的展开，然而，令我们略感担忧的是，今日中国之思想界，思想活跃，精彩纷呈，但无论何种立场和观点，在构建自己思想命题的时候都忘掉了回到宪法文本，它们或直接援引外国思潮，或诉诸自己的直觉与情感，都忘记了回到我们立宪时确立的那些基本正义准则，以此作为自己思想的论据，作为构建自己主张的出发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宪法的专制，因为它是公共权威，而权威就是一种排他性的理由，任由思想的洪水冲决制度权威造成虚无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训之一。对于这种公正社会结构基本原则的达成必须在一种虚拟的原初状态下，这种状态过滤掉了每一个人对其在现实社会的地位、禀赋、能力、家庭背景等信息的了解基础上，经过每一个人的慎重思考、公平协商与讨论的程序设计才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最基本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 ，其中核心就是作为第一位序的平等且自由原则和作为第二位序的机会平等与差异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48]。但是，知情权主体的分散性和知情权行使后果的不确定性，又可能带来与知情良好目的相反的结果，而这种可能性最容易发生在对安全有特别要求的公法领域。

二是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治理能力还很有限。第三，信息管制应当尽可能少地损害到言论自由权。[4]不仅如此，从实践效果看，面对突发事件，及时澄清不实消息、积极公布真实信息，非常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安抚和社会的安定。当然也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政绩和地方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封锁消息渠道、隐瞒负面信息的情形。

[22]汪习根、陈焱光：论知情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3．及时澄清谣言，确保社会稳定。

信息一旦不能自由流通，事情真相就会被扼杀，流言、谣言就会趁机肆意横行，从而引发集体恐慌。[2]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11]该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并通过电视媒体及其它方式播出专家释疑，结果有效稳定了社会民众的不安心理。[42]同时，该法第6条还规定了政府对不实消息的澄清义务。

[25]虽然充分保障知情权的实现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达到最高程度的和谐。只有充分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防止其被滥用，以维护良好政治秩序。宋军：英国的国家安全与信息自由，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4期等。[29]相比西方各国较为成熟完善的新闻自由的管制而言，互联网信息管制的建制则要缓慢得多。

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信息公开方面的统一立法，但政府在信息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具体表现为对突发事件的信息采集不够及时、准确，部门之间信息不流动，共享程度低。反之则可能导致民众的非理性行为增多，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严重的还会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就新闻自由的管制而言，西方各国为了保障新闻自由，防止政府对新闻自由的不当管制，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新闻自由确立了不同的管制标准：如美国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恶劣倾向原则、优先地位原则、逐案权衡原则等。

因此在权利冲突理论下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也会进行信息管制。我们可以借鉴建立突发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以解决综合信息的咨询与传递问题。[44]注释:[1]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9][美]梅利尔?D?彼得森注释：《杰斐逊文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25页。我国在突发事件领域也建立了信息管制法律供给机制。1947年，奥尔波特得出一个关于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刘杰：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我国《宪法》第35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32]欧洲人权法院在具体实践中对信息管制适用标准的进一步解释为：首先，对信息权的任何限制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那种自由。其次，这些管制措施必须是经过仔细谋划的，能够满足所考虑的目标。

张悦，新疆师范大学法经系讲师。[24][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0页。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首先，从经济学角度讲，信息赤字会导致市场失灵，惟有通过促进信息流通，方能提高市场配置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

政府在这方面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应对谣言，而不是消极回避。第3款列出的目标尽管很宽泛，却是排他性的，所以限制规则如果旨在实现另外的目标，例如为了保住政府的脸面，则是不合法的。

[31]宋华琳：《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初步研究》，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44-150页。（二）禁止罢工、罢市、罢课。

[6]刘洪：突发事件报道的新突破—央视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评述及思考，载《新闻知识》2009年第8期。李娜：世界各国有关互联网信息安全的立法和管制，载《世界电信》2002年第6期。

……保密的范围将被清楚地界定，……而任何可以公开的事项都不会被蒙上黑幕。[14]这些案例都充分证明了政府在信息公开中的积极导向作用。过于含糊的规则，或是在执行时可能引起多种判断的规则，都是不合要求的。四、结语自由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管制是保障自由、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第10项明确规定了政府在信息公开时应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进行积极公开，并将其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7]联合国表达自由特别报告人指出：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是寻求或者获得信息的权利。

如果有各种选择可以达成目标—比如预防犯罪或骚乱—那么必须选择对受保护的权利限制最少的目标。因此从安全的法律视角来思考知情权的可及程度是十分必要的，[26]从立法实践看，不论是最早制定信息公开法的瑞典，还是最近20年才开始信息公开立法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当然还包括中国，都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需要而在信息公开立法中作例外规定。

上述因素的存在，导致相关的法律流于形式、无法得到有效实施的后果。摘要: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